“读书”没有“时间”:访原《读书时间》主持人李潘
发布时间:2019-08-13   动态浏览次数:

  ——央视社教中心主任高峰说,“把科学教育文化类节目,跟新闻娱乐类的节目放到一起接受统一标准的收视调查不合理。”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于丹说,“不是我们用文化教育民众,而是民众用遥控器选择我们。”

  李潘最早的梦想是伴着《读书时间》到老,就像法国电视五台的主持人贝纳尔·毕沃一样。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主持文化节目20年,现在还在那儿,还在主持。我看到他就梦想自己到年老还能主持文化节目,一个白发老太婆的节目主持人。我在法国采访毕沃的时候对他说,我要到你这个年纪观众就会很烦我。老头安慰我:不会的,你很漂亮,你到老的时候会很有魅力的。我说我们中国观众是不喜欢老太婆的,他们喜欢靓女。尽管如此,我也还是在想也许我能成为一个被观众喜欢的老太婆呢。”

  但是2003年年初,《读书时间》因为收视率的低迷被央视“末位淘汰制”警告。而此时的李潘也已经与梦想告别,离开《读书时间》,转到《半边天》栏目担任主持人。

  “我听到这个消息很悲哀。这种悲哀是双重的,一种源于某些东西的难以克服,不是我们个人的努力能实现的。另外一种悲哀是我们确实没有做好。哪怕你做了80%的努力,这个节目不会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园地,央视惟一可以成为思想领地的地方,我们没有经营好。”

  为了纪念在《读书时间》的岁月,李潘在2002年岁末出版了纪录这个栏目诞生成长的随笔集《真不容易》。

  “我在《读书时间》6年,采访了差不多200位中国文化人物,我接触他们,探究、追寻他们每个人的生命之旅精神之旅,他们每个人都是我需要用心才能阅读的一部大书。

  “《读书时间》从出生到孕育,我是陪伴它的一个人。1995年这个栏目的创始人孙惠跟我说想做一个读书节目,希望我来跟她一起做。当时我在成都经济电视台,做几档节目的主持人和编导。那时已经是深秋了,我在每个星期六,坐飞机到北京,跟孙惠和刚从美国回来的刘为一起讨论这个节目要做成什么样。不断的开会,开完会就做文案,做完文案就往上送审。折腾了很长时间,每个星期六我都会飞到北京,弄得那段时间看到飞机我都要吐。我们在孙惠的一居室的房间里,趴在电脑间攒各种给领导的信件,我们在信里跟领导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电视里竟然没有一个读书节目,没有一个思想节目,这是很不应该的。”

  1996年5月,在北京城一个漂亮的四合院里,《读书时间》的主持人李潘采访了借宿在这个院落养病的诗人徐迟。82岁的徐迟正在写自传:准备写到2000年,因为是从1900年开始的,一个世纪,就是100年。”这次采访使李潘完成了《读书时间》开播的第一期节目《谈〈哥德巴赫猜想〉》。

  1996年12月13日凌晨,徐迟选择了弃绝尘世。李潘从报上读到徐迟在武汉去世的消息,震惊之余翻出了采访徐迟的录像带,看着屏幕上徐迟的笑脸,那是一个老人向世界的最后道别。

  “《读书时间》办起来很不容易,首先它要赢得观众的喜欢很难。那时候在中国做电视读书节目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当时所设计出来的那种静态的谈话节目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你坐在一个不动的位置没完没了地谈那些很高雅的话题,观众能不能接受,全是未知数。只能闷着头干。那时随时等着被人骂。节目播出两三期之后,我们看到报上的一篇文章,是黄宗英写的信。她说中央电视台有一档很好的节目,知识界文化界终于有了一档属于自己的节目,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把它放到那么晚的时间。当时我们是在晚间11点零5分播出,夹杂着乱七八糟的广告,还经常被莫名其妙地推迟。播出时间经常在11点一刻或者在11点30分左右。看到黄宗英的那封信我们就像服了兴奋剂。

  “在草创的阶段不会遇到选题缺乏的问题,有一个无尽的宝库等在你的面前。我们经常跟一些学者碰头,请他们参加策划会,请他们提意见。学者朱正琳作为栏目策划的进入就是在那个阶段。《读书时间》开始得到知识界的反馈。很多读者表达他们看到节目以后的振奋和激动。”

  《读书时间》开始了文化之旅。一群和世纪同龄的文化老人成了《读书时间》关注的对象,社会学家费孝通、哲学家胡绳、王元化、文学家张中行、画家兼散文家黄永玉和黄苗子、郁风夫妇、故宫博物院文物专家朱家晋,文物大家王世襄、红学家周汝昌,等等,都走进《读书时间》的演播厅。他们还制作了纪念沈从文、朱自清、田汉、傅雷、老舍、冰心、郭小川、陈寅恪等已逝文学家的专题节目。

  1997年10月,李潘和《读书时间》栏目一行3人到法国五台访问,在那里见到资深读书节目主持人毕沃。毕沃主持着一档名为《BernardPivot》的读书节目,这档节目1975年面世,在法国知识界影响很大。15年中,很多重要的作家都曾被毕沃邀请到直播现场,其中有索尔仁尼琴、昆德拉、金斯堡、纳博科夫等作家。也有法国文坛活跃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萨冈。李潘在法国电视二台参加了毕沃的一次直播节目,当晚的嘉宾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

  白发苍苍的毕沃和他的读书节目使李潘“心生敬仰”。她梦想自己也能这样和《读书时间》长久相伴。但是她很快就发现那只能是梦想。

  “我们的难度第一是来自游戏规则,你要在限制之中自由舞蹈。这是一种痛楚。就是在你有了影响力之后,也有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异议和限制。影响越大限制越多。我们要学习怎么在游戏规则之中能把学术界思想界有价值的思想表达出来。这个维度很难掌握,这是一个难度,也是一个困惑。

  “第二种痛楚来自市场的压力。在草创之初我们就想到过,中国的电视受众群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他们每天上班已经非常劳累,回到家里还会有余力去看一些严肃的表达深刻思想的电视节目吗?中国有这样的人群吗?节目播出后,我们发现这一部分人群是存在的,但它是有限的。

  “我们的收视调查特别有意思。我们的观众的平均文化程度是央视节目中最高的,我们的收视率特别固定,不高不低,永远在那儿。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再扩大。在广大的人群中喜好读书的人就那么多,就是一个小众。我们的节目实际上是满足了这一小众的需求。但你是个大众媒体,大众媒体应该满足大众的需求。这是很长时间困扰我们让我们挣扎的问题。”

  2001年7月16日,改版的《读书时间》栏目迁入中央电视台第10套科教频道,播出时间也从原来的每周五的23点半改为每周六20点半的黄金时间。

  由于新的播出时段安排在周六晚的黄金时间,虽然观众的总量将有所提高,但也意味着《读书时间》必须要与这一时段铺天盖地的娱乐性节目争夺观众。

  “我们的优势是没有经济压力。中央电视台并不要求你必须赚钱。它给你钱养活你,这样我们做选题就不受金钱的困扰。你给我钱,你书不好,对不起我不做。我选择的惟一标准就是好。但是电视栏目生存的重要标准就是收视率。你的收视率永远在那里,你就会受到威胁。那些大众化的电视栏目很火,炫目、灿烂、在大众中间影响巨大,而你永远就在那个小众中间,喜欢你的人喜欢得不得了,不喜欢你的人或者不在这个群体的人根本不看你。”

  2002年,《读书时间》栏目因为综合排名严重落后,在中央电视台10套40多个栏目中,居于倒数第几名的位置,受到新出台的末位淘汰制的警告。《读书时间》再度改版。策划了半年制作而成的“中外古典名著阅读欣赏系列节目”,在改版之后推出。而此刻国内读书类电视栏目关停并转的相当多:上海电视台的《阅读长廊》于1998年停播,北京电视台的《华夏书苑》也于2001年底停办。

  “一个栏目做到一定程度就会有危机,这种危机来自你自己的局限。这种局限在于你的样式没有变化,同时你能使用的资源在慢慢穷尽。真正属于精英的文化的那部分东西,它的生产速度不像你的消费速度那样快。每年新书的生产速度很快,但是好书的生产速度很慢。我们的节目一年就是50期,6年300期。在这300期中,很多好的东西已被我们穷尽了。”

  “钱老先生一直拒绝电视。从草创节目开始我们就想做钱钟书,我们的行话就是把谁谁做了,听起来就像黑道似的,从一开始我们就想把钱钟书给做了。都想着要是能把钱钟书做了,那简直就是太愉快了。那种成就感会很幸福。结果老先生去了。去了以后也没做成,还想做,但是他周围最核心的那部分人群就是无法撬开。他们拒绝电视,包括杨绛先生。”

  李潘说她做的最得意的一期节目是沈从文———采访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和他们的儿子沈虎雏。“因为沈先生走了,我没办法做,我就把他的儿子请到演播室,然后外景采访他夫人张兆和,张兆和谈沈从文如何把她追到手。老人家很健谈、开朗。在节目中间我通过画外音表达了我对沈先生的感情。节目出来以后观众反应很好,有人来信说他看了节目流泪了。那时候特别有成就感。有那么多人关注你,电话、书信,每天都有很多,那时候真的感觉很幸福。”香港金多宝公益网